火车上的一位父亲
丁晓平
二千年的五月，中原大地已经是酷热难耐。和同事从洛阳开会乘次回京。火车依旧是儿时就坐过的那种草绿色没有空调的。那真是一个热得头晕脑胀的下午，每一张脸都很枯燥。而我又是一个好事的人，喜爱和周围的人套点近乎，尤其是在外旅行，找一个陌生人聊聊天是一件轻松愉悦的事情。孤独不会打搅你，寂寞不会伤害你。
和我邻床的是位约摸四十六七的男人，中等身材，却非常敦实。我们便随便聊了起来。他和我一样也到北京，他的小孩在车厢的那一头。“五一”已过，不会是出门旅游，况且天气炎热。在他否定出门做生意的声音还没有随风而去，我突然下意识地感到——他或许是带小孩到北京看病。
我为自己有这种猜测感到不安，我不敢再问下去。
列车晃晃当当地在热风中行走。我们之间有了一阵短暂的沉默。当他知道我是*人之后，他又主动地与我攀谈起来。原来他也曾当过兵，在山西的空*服役。他给我讲他当兵时的故事，唱当兵时的歌曲。谈话间，他的儿子——一个约十四五岁的瘦弱男孩，从那边走来，在和父亲说了几句我们听不懂的家乡话后，又离开了。话题就不知不觉地转移到这孩子身上。
这是个可怜的孩子！
男人告诉我，孩子的内分泌系统出了毛病，医院作定期检查的。他说这趟火车他不知道坐过多少次了。从孩子3岁那年开始，孩子就离不开他了，每周都要给孩子的三角肌、大腿内侧、屁股、肚脐周围等七个部位进行注射。他说他现在是“儿子久病父成医”了。为了儿子，他从机关改行当了司机，跑过长途也跑过出租，现在凭自己的技术，当上了一家企业车队的队长。孩子的病是因为妻子难产，医院没有及时做剖腹产，导致小孩脑垂体损伤，影响了骨骼发育，也就是他讲的内分泌系统出了毛病。
我不懂医术，自然不知道内分泌系统出了毛病是怎么回事。从他后来的谈话中，我还是清楚了事情的严重性——这孩子患的是脑垂体侏儒症。
侏儒？
矮人！
表面上镇静的我，像被雷击了一下。我不敢再问，不敢再说。我怕再说别人会受不了，自己也会受不了。我甚至后悔自己“好事”的毛病，不该在别人的伤疼上打破沙锅问到底。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啊！
侏儒症的医疗费高得惊人，就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普通家庭也很难支付。我为自己没能力帮助坐在我对面的这位父亲而感到难过。
“医院！为什么不通过新闻媒介请求社会援助？”我似乎找到了为自己开脱为别人担忧的理由。
“算了，已经成了事实，怪谁也没用，我们自己也有责任……”至今，他也没有把孩医院和那位接生的医生。
我这时才认真地打量着我面对的这个男人——父亲——没有悲观没有忧伤没有责怨没有乞求——只有乐观只有信心只有勇气只有责任只有爱。他的妻子是名教师，至今仍经常半夜醒来，在他的肩头痛哭不已，觉得对不起孩子。而他，女人承受不了的和不能承受的，他都得自己扛着。谁叫是男人呢？谁叫是父亲呢？
我为他竖起了大拇指。我记得我不停地竖了好几次。
他说，好在孩子加入了国内一个医疗实验小组，在医疗上可以享受一些特殊的优待。但尽管如此，要使孩子身高增加1cm，也得花费两万元。这个数字背后的文字，我没有办法写出来，可以想象，在河南偃师这样一个县城里生存的他们，该是怎样以满面的笑容把这一现实接受下来？
列车进入了晚间运行。他的儿子过来跟父亲打了个招呼，又回车厢那头睡觉去了。
“你猜猜看，他有多大了？”他突然问我。
“看上去十四五岁吧？”
“十八了。”
孩子的外貌与孩子的实际年龄相差三四岁，看上去不象患病的孩子。从医学上来讲，这也算是一个奇迹。
“他现在有多高？”我问他。
“一米五。我的目标是一米六。”
对一个正常人来说，这或许不算什么追求。可对他们来说，这样的目标是多么的残酷，还需要多少艰辛？看着男孩瘦弱的身影爬上了中铺。说真的，我真为他惋惜心疼，又为他有这样一个坚强的父亲感到由衷地激动和欣慰。
第二天阳光明媚的早晨，我们在北京西站握手告别。我真诚地拿出一百元钱请他给孩子买点营养，他说什么也不肯收下，只留下我和同事没有吃完的两盒“康师傅”，还不停地叫孩子说“谢谢叔叔，谢谢叔叔……”
我们都没有留下姓名，就这样萍水相逢，匆匆而聚又匆匆而别，留下的除了我对他们的祝福，还有我仍存心间的愧疚……
陌生的人呀，有一种力量已让我泪流满面。
本文原载年5月《河南日报》
作者简介
丁晓平年出生，安徽安庆怀宁人，毕业于解放*南京*治学院、北京大学艺术系研究生班。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人才、中国出版*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年创作委员会主任、理事。首倡并坚持“文学、历史、学术跨界跨文体写作”，出版诗集、长诗、散文集、文学评论集、长篇小说、报告文学和历史传记等专著20余部余万字，荣获第二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啄木鸟奖”、第七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第五届长征文艺奖、第七届鄂尔多斯文学奖和全国、全*数十项征文大奖。策划编辑作品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茅盾文学奖提名奖、鲁迅文学奖、解放*图书奖、解放*文艺奖、全*文艺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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