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人数超过万人。这意味着每13个人中，就有1人是精神障碍患者；每人中，就有1人是重症精神病人。
在广大农村，对于精神病患的歧视、恐惧和漠视，家人对精神病学的愚昧，依然根深蒂固。
精神病学始终没能融入医学主流，在医学教育中是冷门。
封面图片来源于“东方IC”
作者
杜祎洁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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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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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死亡到被人发现，张衡生等了4天，邓才英等了7天，王大峰等了24天。
困在笼中十余年的刘跃贵，或许至死都等不到再度走出铁笼的那一天。
他们，他人眼中的“疯子”，生者被人遗忘，遭人唾弃，死后更无声无息。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人数超过万人。这意味着每13个人中，就有1人是精神障碍患者；每人中，就有1人是重症精神病人。
与庞大的病患群体相对的，是稀缺的医疗资源和低迷的治疗率。
媒体早前报道表明，我国仅有精神卫生医生1.5万名，床位2万多张，医患比例高达1∶，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据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精神疾病治疗率所作的调查，精神分裂症患者就诊率仅为30%，住院治疗者不足1%;抑郁症及双相情感障碍、惊恐障碍治疗比例仅为10%。
报道表明，目前在我国的精神病治疗主要由家庭承担，国家医疗救治有限，社区康复未覆盖。这个长期以来被边缘化医院，困于家中，或流落街头。
即便是好命如刘跃贵，曾得到过公益救治的重症患者，在病情稳定出院后，由于家人护理不周，社区精神疾病康复机构匮乏，精神病患院外管理机制的缺位，村落对精神病人的认知恐惧，走出铁笼的他们再度受困，早已不是新鲜事。
看不见的“人”广东茂名市茂南区公馆镇，34岁的精神病患者邓才英蜷卧在家中地上，外屋是其十二、十三岁的俩儿子。死亡7天后，邓的尸体才于年1月3日被上门走访的志愿者发现。期间邓的亲人两次路过送食，均未洞悉。
江苏邳州市李集村，42岁的躁狂症患者王大峰死了，之后24天无人问津。年11月17日晚，他被发现独自死在破旧的家中，身边堆着被嗑成碎末的花生壳。“这样的人没人管，死亡奇怪吗？”村民们问道。
河北唐山市丰南区南孙庄乡深井村，52岁的重症精神分裂患者刘跃贵，已在自家的铁笼里生活了十余年。谈到笼中的弟弟，大哥刘跃福不断重复一句话，“我们能有什么办法。”
十年前的3月7日晚，29岁的湖南衡阳青年张衡生在途经湘潭县茶恩寺镇扶桥村的国道上被车撞伤，村民们先后拨打湘潭市指挥中心、湘潭县交警大队、镇民*所等单位电话，遭遇推诿和敷衍。张蜷缩路边稻草中，忍饥挨冻五晚四天后不治而亡。
据报道，邓才英的丈夫家境贫寒、生前残疾，年过不惑才迎娶患有精神障碍的她。年丈夫因病去世，生活不能自理的邓只能日日呆在家中发闷，喃喃自语。
王大峰24岁因工伤患躁狂症，锁于笼中的他打死了自己的父亲。年武医院的手术和药物一度稳住了他的病情。一次与人互殴，被派出所当正常人刑拘，因警方拒绝家属送药再度发病，后遭多重遗弃，母亲、警察、村民都拒之门外，村民称其最后饿死家中。
有杀人前科的刘跃贵曾在年接受医院的“解锁工程”救助。两个月的治疗后，他已恢复部分社会功能，没有明显的暴力倾向。医院送他回家，却受到了家人的拒收、村民和村干部的阻力、当地派出所的推诿，他再度被锁进笼中，再没能出来。
众矢之的
“一人患病、一家遭殃、一村受害”，这是我国农村精神病人的真实处境。
“你们千万不要把他放出来！”年7月5日，河北唐山市深井村，村民对前去探访刘跃贵的媒体记者说。
同样境遇的还有保定市徐水县东史端乡西史端村的田树伟。跟刘跃贵一样，他也曾被“解锁工程”帮助，恢复良好。由于家人疏于照料未跟进服药，发病后又重新被铁锁禁锢。一年四季赤身裸体的田树伟，吃喝拉撒都在脚腕上铁链拴住的两三米内。
枷锁下的他们，如同笼中困兽，丧失了自由和尊严，成为了家庭的累赘，社会的弃儿。
大哥田树岭在媒体报道中说，其实田树伟没真正伤过人，但发病以后会大喊大叫，砸东西，追人，邻居都很害怕。而且田树伟拒绝穿衣服。村委会让家里人想想办法，锁起来，是他们能想出的最好办法。
在江苏邳州市李集村，王大峰出事前很多村民都有预感。报道中村民们觉得，好像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结局，那就是王大峰死去。
在茶恩寺镇流浪的张衡生，发现他的周云辉对其身份的判断影响了村民的救助行动。报道中周说，如果张是一个正常人，村民会积极救助——救人是积德，甚至可得人情回报。但帮助一个精神病人只有麻烦。
在广大农村，对于精神病患的歧视、恐惧和漠视，家人对精神病学的愚昧，依然根深蒂固。
畸形的医患率研究表明，中国神经精神疾病与自杀约占中国疾病总负担的20%，已在中国疾病总负担重排名首位。
然而，中国在精神卫生领域投入不足，治疗资源稀缺，无法覆盖庞大的患者基数。
在精神卫生防治体系完善的国家，精神卫生投入占卫生总投入的比例约为20%，我国则为2.35%。据了解，承担着大量公共医院在实际经费投入上并没有进入公共卫生机构序列，且拨款比例小，医院甚至没有财*拨款。
据世界卫生组织年的数据，医院（医院）精神病床位密度为14.7张/10万人，精神科医生在全民中所占比例仅1.53人/10万人，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和1/3。
治疗资源的稀缺，也体现在专科医生的流失上。
据《纽约时报》年报道，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的马红博士介绍说，在中国，平均每位精神病医生要为83,人的精神疾病负责，这一比例只相当于美国的12分之一，而且大多医生并没有受过大学教育，至于受过精神卫生专业高等教育的医生就更少了。
年12月20日，中国精神卫生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会上，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会长唐宏宇表示，精神病学始终没能融入医学主流，在医学教育中是冷门。
多方掣肘贫困，依然是农村精神病人重见天日的一大瓶颈。
卫生部门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全国累计登记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并且录入系统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中，经济状况在当地贫困标准以下的占57%。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发病率高、病程长、易复发、致残率高、就医率低，长期的医疗负担让很多患者因无力支付医疗费用中断治疗，最终导致病情复发，甚至形成精神残疾。
万名重性精神病患者中，只有少数被记录在档。根据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公布的数据，在社区登记管理的重性精神病人达余万。
在农村，哪家有精神病人，凑得够钱的，多半会带病人去城里看一次病——第一次亦是最后一次。回家之后病情的发展，只能听天由命。
得到*府解锁救助的，人数寥寥。
作为我国慢性病防治领域唯一的国家级经费项目，“中央补助地方卫生经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又称“”项目，年开始由中央财*安排专项资金，为重性医院、社区一体化服务，启动首年拨出万元培训资金。为关锁患者实施免费解锁救治项目自年启动。
公开资料表明，截至年，“”项目已在全国解锁精神病患者2多例，覆盖全国个区县，覆盖人口8.21亿，登记患者近万，免费治疗患者24.9万例，免费住院治疗患者超过4.1万例。
然而缺口依然巨大。
据媒体早前报道，仅河北一省，被锁精神病患者约10万，有业内人士以此数据推算，全国的被锁者恐过百万。
报道显示，近年来该项目中央财*支持资金每年只有9多万，平均到每个县，只有三四万元。
法制的不健全，也使得农村精神病人困于一隅的现状难以改善。
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精神卫生法》，以法律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精神病患者有获得救治的权利，但也规定必须尊重患者的救治意愿，保护患者隐私。这种自愿原则给免费救治带来了法律上的难题。
住院病床、专业医护人员匮乏，《精神卫生法》实施后的法律问题，家人缺乏护理常识等，医院牵头的“解锁工程”难以长期跟进，“解锁”公益难免沦为杯水车薪。
同时，在相关法律法规缺位下，基层*府难以系统地加大对农村精神病患者的救助。对精神病患者的救助管理，公安、民*、卫生、残联、综治办等七八个部门都有责任。现实中，部门与部门间缺乏协调，难有进展。
对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农村精神病患家庭，*府的生活救助，也往往粥少僧多。
据媒体报道，在民*部门协调下，刘跃贵一年有约元的低保。他所在的南孙庄乡还有一些精神病人，民*所只能给予节假日时候的慰问，送些米面油等。
邓才英生前一家三口每月领取每人元的低保，靠亲戚帮扶勉强度日。媒体曝光后，当地*府已将两兄弟纳入孤儿救助，送到了福利院。
（文中相关数据源自公开文献及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