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4岁的陈扬是头顶着基本国策出生的,是“优生优育”的产物,是墙上标语“只生一个好”的那“一个”。
她享有父母全部的爱和投入,5岁学舞蹈,10岁学钢琴,她在家庭的托举下完成“向上流动”。
她一直是“优等生”,考上名牌大学、成家立业,顺风顺水,直到母亲患上癌症要手术,她才理解两代人的“生门”。
像很多独生子女一样,她被护士从产房抱出来,迎接她的是七大姑八大姨,又一个中国家庭的“小皇帝”诞生了。而今,母亲面临着“生门”,陈扬没有兄弟姐妹可商量,她一个人的决定都可能关乎母亲的生命或是余生的生活质量。
陈扬们可能是政策意义上的唯一一代独生子女,分散在约1.6亿户家庭里。
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很多人口学家在研究时把年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的起点。若从那时算起,诞生于政策之下的独生子女中,年龄最大的已过不惑之年。曾有学者估计,-年是中国大批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的关键时期。
如今,随着独生子女的父母陆续步入退休年龄,他们的养老问题,在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们调研、测算、呼吁了多年之后,终于开始隐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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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电话时,正是陈扬一周中工作最忙的时候。母亲做了肠镜,结果显示是肠癌。听到这个消息她出神了一两分钟,当即决定请假回家。所有的亲戚给她打电话时几乎都会哭,但她觉得还远没到要哭的时候。
收拾自己和女儿的行李时,陈扬开始在心里列日程表,需要请几天假、医院确诊、回家要跟父母说什么话。“因为所有的事情只能自己一个人,所以没有时间崩溃,脑子特别清晰。”
她曾在别人的故事里想象自己可能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那种想象跟真实发生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连倒班的人都没有。”
在医院里,父母拿着单子根本不知道往哪走,她领着父母去不同诊室,做各种检查。
母亲住院手术,她和父亲陪床,白天姨妈过来替换父女俩。医院门口对付一下。她那时觉得“独生子女特可怜”,“你不可能什么都行,你不能什么都能做到。”
把母亲接到北京治疗后,医院间“折返跑”:上午照顾女儿起床穿衣,医院陪母亲,赶在晚高峰前开车回家。
晚上她哄女儿入睡。那段时间,两岁多的女儿学会一句话:“妈妈洗手。”医院陪姥姥了,妈妈要洗手。
“我妈以前老跟我说,妈妈可能有的时候不能帮你太多,但至少可以做到不给你添负担。你们以后孩子要管,老人要管,管不过来的。”陈扬说,“但那时我知道,这个日子提前来了。”
陈扬和丈夫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结合被学者称为“双独家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曾推算,-年间,城乡中的双独婚姻占比约为10-35%,最高概率为34%,出现在年;单独婚姻则基本处于40%-50%之间。
陈扬有同事也是“双独家庭”。结婚后,先是同事的婆婆因心脏问题住院,过了两三年,公公查出患有癌症,小两口的假期几乎都是在病榻旁度过。后来,母亲又病了,夫妻俩辗转多公里照顾双方父母,攒下了厚厚一沓火车票——为了省钱、省时间,他们一般坐夜里的火车回家。同事解释,“因为我们没有别人可以依靠。”
3位老人病情基本稳定后,同事突发脊柱炎,医学上的解释是,免疫力下降导致炎症暴发,并且集中在脊柱内。“早上醒来就像僵尸一样,起不了床,也翻不了身”。照顾3位老人的这些年,同事生育的黄金时期悄悄流逝,最终和丈夫决定加入丁克一族。
生活里经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一个早晨,陈扬正在给女儿穿袜子,从丈夫口中得知婆婆昨夜咳血,一瞬间,“我整个人从脖子到脚后跟都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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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扬出生的前一年,美国《新闻周刊》刊登了标题为《一大群“小皇帝”》的文章。给中国这一代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女戴上了“小皇帝”的帽子。
年,《中国作家》刊登了《中国的“小皇帝”》文章,文中称独生子女们“凌驾于家庭、父母及亲属之上”,“几乎无一例外地患上了‘四二一’综合征”。(“四二一”是指由4个老人,一对夫妻和一个孩子组成的家庭结构。)
接受采访的80后都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证实了这一点,“小皇帝”“垮掉的一代”“无法承担起历史的重担”等标签几乎伴随80后独生子女的出生与成长。同时他们认为“小皇帝”的生活离自己太遥远,也从未把自己与媒体中的形象相联系。
“我们家是普通工薪阶层家庭,但是父母会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给我最好的。”回望父母对自己的教育,陈扬认为父母没有功利性的目标,只是希望更多地培养孩子的兴趣。
年,陈扬5岁时,父母送她去省歌舞团学舞蹈,5年后她拥有了一台德国进口钢琴,小学毕业跟着老师飞到三亚去参加夏令营。父亲还给她买过一辆6挡变速很酷的山地车,尽管她很少骑。陈扬的表妹很小开始学外语、学电子琴和国画,“可能那一代父母已经很重视教育了”。
母亲生病前,陈扬对“独生子女”没有概念。她的玩伴除了同学,还有表妹们,姥姥家曾是孩子们的游乐园和食堂。姥姥通常要做10口人的午饭。
与陈扬相反,另一位独生女仍记得儿时的孤独感。母亲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父亲是远洋船员,她从3岁开始被长期托管在幼儿园,每周只有1天回家。父母外出时她被反锁在家,她喜欢趴在窗台上看楼下的人。过年,一个人无聊地把成串的小鞭炮拆成一个个的,点着放。
她羡慕周围有哥哥姐姐的小朋友,也会慷慨分享自己的东西以交到更多朋友。在她看来,这也影响了自己的成长和性格——不自信,很懂事,渴望友谊,习惯去取悦别人。成年后,她早早结婚,后来又离婚,她反思,轻率结婚是太渴望得到爱了。
20世纪初,一些教育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曾指出独生子女存在某些个性弱点,比如胆小、谨慎、恐惧、不合群、孤僻、任性、娇气、利己、嫉妒、易怒、固执、心理不稳定、社会适应能力差、性格不健全,品质、道德落伍,这些缺点被称之为“独生子女综合征”。南京大学特聘教授、独生子女问题研究专家风笑天认为,如果没有非独生子女作为一种参考框架,我们就无法对独生子女的发展状况进行衡量和评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没有形成统一的答案。
“我爸说活着要‘向上’,‘向上’就是你一直去期待一个更好的,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有一种昂扬开朗的精神状态,然后就是要快乐,平安。”陈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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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独生女蔡冉冉称自己也一直接受“向上”的教育,而且更为具体。蔡冉冉的母亲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通过考进卫生医院工作的机会。
“她对于我的要求就是,进入大城市工作生活。”蔡冉冉延续着母亲“一代要比一代好”的期待,她希望自己7岁的女儿将来能考进国内Top3的大学或者到国外读书。
美籍华人学者冯文在-年访问了大连的多名独生子女和他们的家庭,并写成《唯一的希望》一书。她认为,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发点,是要把更多资源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提高人口素质”,这样中国才能与第一世界国家竞争。
她认为,独生子女对于精英身份的普遍渴盼导致了快速的“学历通胀”和教育系统与就业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家长们将大量家庭资源用于对独生子女的投资,尽可能使他们在向上的流动的竞赛中占据优势。
年,中国正式启动“高校扩招”的政策,增加了80后进入大学的几率。
一位接受采访的80后独生女表示,自己从小在学校的家属大院长大,父亲是教师,母亲在事业单位工作。为了让她长得更高,她每天饮食里有一斤牛奶两个鸡蛋,母亲也“交过很多智商税”,比如买过电视广告中“能帮孩子长个子的鞋”。
母亲对她管束严格。她要写日记、周记、考试分析,过年回老家赶上下大雪,和小伙伴疯玩儿后,她需要额外写一篇关于雪的作文。
陈扬身上背负着一些原本属于上代人的梦想。母亲的理想是读人大新闻系,考了两年都没能考上,最终放弃了。“所以她就会对我有一种去读名校、去北京的期待。”陈扬坦承。
从5岁开始,陈扬的母亲会让她写日记,而且每天都会检查。陈扬读书时理科很好,大学特别想选理工科,但是父亲“很固执”,认为她有写作的底子,读文科至少是不会失败的选择,而且女生学理工科太苦了。
“别人家的孩子”也悄然从父母口中蹦出来。一位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独生女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己一生都笼罩在被比较的阴影里,总觉得自己不够优秀。
“我妈整天拿别人家的孩子来比较,老说你看人家怎么怎么厉害。小时候,我学习也挺好,妈妈在外头炫耀,可回家里,妈妈又嫌弃我‘秀’,让我更加努力。”她说,“我一生都被这种东西笼罩着,我为什么工作这么拼,因为我根深蒂固地老觉得我不优秀,我要向这个世界不断证明自己。”这种“内在的驱动力”让她觉得痛苦。父亲过世后,母亲与她一同生活,每当母亲要用同样的“陈年句式”勉励外孙女时,她都会立即阻拦。她给女儿讲米歇尔·奥巴马的故事,希望女儿“快乐、自信,寻找自己的优点,能特别勇敢地去做自己”。
她说:“我想我老了,女儿大了,她有她的生活,我一定要有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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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与家之间“折返跑”,母亲的生病也冲击着陈扬的观念。
将母亲接到北京来看病后,接受多年精英教育的她做了以前从不屑于、也不会做的事。
她给主刀大夫送礼、送钱、发很长的情真意切的短信、每天给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