癔症（分离转换性障碍）是由精神因素，如生活事件、内心冲突、暗示或自我暗示，作用于易患个体引起的精神障碍。
癔症的主要表现有分离症状和转换症状两种。癔症的症状是功能性的，因此心理治疗占有重要的地位。该病预后一般较好，60%-80%的患者可在一年内自行缓解。
一、分离症状的主要表现
分离，是指对过去经历与当今环境和自我身份的认知完全或部分不相符合。
（1）分离性遗忘
表现为突然不能回忆起重要的个人经历。遗忘内容广泛，一般都是围绕创伤性事件。这一遗忘的表现不能用使用物质、神经系统病变或其他医学问题所致生理结果来解释。固定的核心内容在觉醒状态下始终不能回忆。
（2）分离性漫游
伴有个体身份的遗忘，表现为突然的、非计划内的旅行。分离性漫游的发生与创伤性或无法抗拒的生活事件有关。
（3）情感爆发
表现为情感分发泄，时哭时笑，吵闹，对自己的情况以夸张性来表现。发作时意识范围可狭窄。冲动毁物，伤人，自伤和自杀行为。
（4）假性痴呆
给人傻呆幼稚的感觉。
（5）双重和多重人格
表现为忽然间身份改变。比较典型的就是民间说的“鬼怪附体”。
（6）精神病状态
发病时可出现精神病性症状。与分裂症的区别主要在于幻觉和妄想的内容不太固定，多变化，并且很易受暗示。
（7）分离性木僵
精神创伤之后或为创伤体验所触发，出现较深的意识障碍，在相当长时间维持固定的姿势，仰卧或坐着，没有言语和随意动作，对光线，声音和疼痛刺激没有反应，此时患者肌张力，姿势和呼吸可无明显异常。
二、转换症状的主要表现
转换，是指精神刺激引起的情绪反应，接着出现躯体症状，一旦躯体症状出现，情绪反应便褪色或消失，这时的躯体症状便叫作转换症状，转换症状的确诊必须排除器质性病变。
（1）运动障碍
可表现为动作减少，增多或异常运动。瘫痪：可表现单瘫，截瘫或偏瘫，检查不能发现神经系统损害证据；肢体震颤、抽动和肌阵挛；起立不能，步行不能;缄默症、失音症。
（2）痉挛障碍
常于情绪激动或受到暗示时突然发生，缓慢倒地或卧于床上，呼之不应，全身僵直，肢体抖动等，无大小便失禁，大多历时数十分钟。
（3）抽搐大发作
发作前常有明显的心理诱因，抽搐发作无规律性，没有强直及阵挛期，常为腕关节，掌指关节屈曲，指骨间关节伸直，拇指内收，下肢伸直或全身僵硬，呼吸阵发性加快，脸色略潮红，无尿失禁，不咬舌，发作时瞳孔大小正常；角膜反射存在，甚至反而敏感，意识虽似不清，但可受暗示使抽搐暂停，发作后期肢体不松弛，一般发作可持续数分钟或数小时之久。
（4）各种奇特的肌张力紊乱、肌无力、舞蹈样动作，但不能证实有器质性改变。
（5）听觉障碍
多表现为突然听力丧失，电测听和听诱发电位检查正常，失声，失语，但没有声带，舌、喉部肌肉麻痹，咳嗽时发音正常，还能轻声耳语。
（6）视觉障碍
可表现为弱视、失明、管视、同心性视野缩小、单眼复视，常突然发生，也可经过治疗突然恢复正常。
（7）感觉障碍
可表现为躯体感觉缺失，过敏或异常，或特殊感觉障碍。感觉缺失范围与神经分布不一致；感觉过敏表现为皮肤局部对触摸过于敏感。
三、癔症男性论
癔症男性在临床上是一个难以澄清的问题。从历史渊源来说，癔症的产生最早联系于女性的性欲问题；从临床经验来说，男性的神经症往往以一种强迫症的形式呈现，几乎很少见到典型癔症特质的男性病人。因此，在浩如烟海的精神分析典籍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杜拉这样的癔症女性，或鼠人这样的强迫症男性。然而我们已经知道，当我们将癔症和强迫症当作一种临床结构而非病理症状来理解时，二者所分别对应的女性和男性并非是指生理上的差别，而是一种性别气质的差异，或者说结构位置的差异。
（1）弗洛伊德论癔症男性
实际上，弗洛伊德并非没有谈及过癔症男性，只是由于精神分析之于女性癔症的研究太过闪耀，以至于让我们忽略了癔症男性这样一个边缘却重要的临床位置。另一个需要被承认的事实是，由于癔症男性在临床上极为罕见，且在症状呈现上往往十分接近于精神病状态，因此精神分析家们往往要么混淆了其与精神病的根本差异，要么只能在文学和历史人物中追溯癔症男性的踪迹。而弗洛伊德为数不多的对癔症男性的讨论，就几乎都来自于对文学和历史人物的评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在年出版的一篇题为《一个十七世纪的恶魔神经症》的文章中对画家海兹曼的评论。海兹曼声称与魔鬼签订了契约，于是不断画着一幅又一幅的魔鬼画像。虽然“癔症神经症”这样的表达并未在该文本中得到具体的表述，但弗洛伊德明确地表示过，他所指涉的是神经症而非精神病，是在“魔鬼学”的外衣下的“癔症的显现”。
弗洛伊德对此个案的分析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海兹曼在年与魔鬼签约的事件发生于其父亲去世之后。魔鬼替代了亡父的位置长达九年。通过与魔鬼签约，海兹曼得以从忧郁症和无能工作的状态下走了出来。
其次，弗洛伊德的文章表明，魔鬼是父亲的替代。海兹曼选择与魔鬼签约就证明了他对父亲的爱。然而，哀悼转化为忧郁意味着俄狄浦斯情结发展过程中的朝向父亲的爱掩盖了对父亲的恨。弗洛伊德在此向我们传达了一个十分宝贵的示意，海兹曼应该“能够回想起自己何时和为何愤恨和害怕自己的父亲”，他也应该试图去发现“憎恨父亲的典型因素之外的偶然因素”。我们由此首次看到了癔症男性的主要典型特征，俄狄浦斯情结中朝向父亲的极度的恨。最终，对父亲的恨被压抑转化为将父亲视为魔鬼的化身。
再次，对父亲的爱与恨在俄狄浦斯情结中有了一个翻转。为了避免在恨中与父亲的冲撞和避免了男性享乐被阉割，阉割问题被转化到了女性面向上。海兹曼不仅在面对父亲时占据了女性的位置，也试图将父亲女性化。在系列画的第二幅画中，海兹曼赋予了魔鬼女性的形象，让它拥有了一对乳房。事实上，海兹曼走进了一个主观的僵局。他既拒绝在男性的位置上被阉割,无法面对与父亲的直接冲突；也无法在女性的位置上被阉割,无法以女性的姿态去面对父亲。因此他只能采取这样的立场，将魔鬼变成女性，也就是阉割父亲，这样他就能继续否认自己被阉割了。
最后，海兹曼的僵局和面对性别选择的退却联系于一系列对母性阉割的防御。这是弗洛伊德对于魔鬼女性化的第二层说明。这里有一个对母亲的固着，固着于一个全能的母亲，一个没有被画杠的大他者。正是这一面向最终让海兹曼将自己的欲望交到了圣女手中。而这一事实也调和了父亲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朝向大他者的过度享乐。这一让步在海兹曼的日记中呈现了出来。年10月26日，他动身前往圣爱蒂安教堂做祷告，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美丽的女人和一个衣着讲究的贵族。这让他联想到，他自己曾是这个贵族，并且穿的跟他一样好。他将这一男性置换为一个女人的爱的客体，通过衣着华贵的特质将自己与欲望的男人发生了认同。然而，这也正是他失败的地方，被“惊雷和火光”所震惊，他完全放弃了对父亲的敌意。
正是这一面对父亲时的“胆怯”的特质让我们在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弑父》中看到了相似之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学中以一种升华的形式完成了弑父，来表达对父亲的恨。但就像弗洛伊德一开始就强调的，除却艺术成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个懦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小就罹患疾病：“突然而无由的忧郁症发作”、“总感觉自己就快死了”。弗洛伊德毫不犹豫地将这种情感解释为对死亡的认同。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表现的最为明显。因此可以将癔症男性视为一种“为了对抗憎恨的父亲而希望自己死的自我惩罚”，和无法接受自身朝向父亲的恨，以及对阉割的恐惧。
（2）拉康论癔症男性
在拉康的文献中，癔症男性也似乎从未得到清晰的阐述。虽然他在评论哈姆雷特、苏格拉底或黑格尔等文学或历史人物时用了癔症这样的词语，但却从未澄清过这一没有被弗洛伊德诠释充分的暧昧概念。拉康的这一立场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矛盾的，但能够表明他并没有执着于证明某个诊断的合理性，而是试图在行动、转移、科学和辞说等层面上来重新审视和澄清癔症的状态。正如其晚期的书写中所显示的那样：“并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癔症，而在他或她身上运作的只是认同的机制而已。”
拉康在《欲望及其诠释》的讨论班中对哈姆雷特进行了分析。拉康并没有否认弗洛伊德的观点——后者在《释梦》一书中将哈姆雷特看做一个癔症，因为他在谋杀Claudius时退却了。然而拉康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让哈姆雷特最后以一种悲剧的方式去行动了。他的回答是，是哈姆雷特对拉尔特的认同，借此完成了奥菲莉亚的哀悼，也就是说，他证明了原先假定的可以被找到的丧失客体是无法令她满足的。同样受到拉尔特死亡的触动，哈姆雷特在丧失客体的不可能性中看到了自己的欲望之因，并因而能够去刺杀Claudius。用拉康的话来说就是“阉割的诞生”。欲望的被寻回解放了哈姆雷特的行动。
在《论移情》讨论班中，拉康又对苏格拉底提出了同样的发问。就像他在《无线电话》中所说的，苏格拉底之所以是一个癔症，是因为“他把主人逼到墙角来生产知识”。拉康并不是在强调苏格拉底的症状，而是把他放到了知识的位置，把意见转变为知识。苏格拉底并非因此就是一个分析家，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行动与是分析行动是类似的。事实上，在《论移情》中，拉康讨论了苏格拉底是如何让阿西比亚德通过神像揭露自身的欲望的。苏格拉底把自己放到了一个女人的位置，把真理隐藏在爱情背后。这样，他就得以成为了阿西比亚德的客体小a。
拉康对癔症辞说的展开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在临床上去澄清有关癔症男性的问题。我们知道，当拉康在谈论男性和女性时，他所指涉的绝非生理上的性别，也非社会学意义上的性别身份，而是一种主体在结构层面上的性化位置。而这种性化位置的形成与阉割的引入及其效应是密不可分的。对于一个异化主体而言，为了认同代表符号秩序的父法，就必须接受阉割，延宕乃至搁置某些冲动的满足，放弃原初的欲望对象和享乐之道。这一结果导致了存在的欠缺和主体的分裂。
然而，即便一切异化主体都经受了阉割，阉割所产生的效应对于不同主体来说是不尽相同的，而正是这种差异性造成了性化位置的差别。如果主体在经受阉割后能够把自己完全整合进符号界当中，把他者视为一个完整的、大写的“一”，从而神圣化父性法则，那么他就从根本上内化进了阳具能指的意义，从而将主体的享乐缩减为阳具享乐，那么我们可以说，他就站在了男性的性化位置上。在这个层面上，大他者的欠缺是不存在的，而他的追求就在于去成为那个没有欠缺的大他者，成为符号界的皇帝。
相反，如果主体只是部分地接受了阉割，那么他就得以认识到大他者是不完整的和欠缺的，然而正是这种欠缺进一步诱发了他的欲望，让他坚决地追求那个永恒失落的对象，要求从大他者那里得到对自身的确认，甚至试图通过填补大他者的缺失来让自己成为大他者的欲望之因——先让大他者在暂时的满足中确认其存在，再迅速抛弃大他者，让其意识到自身是匮乏的，唯独他才有可能填补大他者的缺失。这一更加坚决且彻底的立场正是女性的性化位置，他把对大他者的质询当作一种策略，力图通过不断的要求来暴露大他者的欠缺，从而完成对大他者整一性的颠覆。因而拉康也将女性视为一种“非-全”（pas-tout），兼具着阳具享乐和大他者享乐的可能性。
（3）癔症男性的结构性差异
癔症男性之所以长久以来一直在临床上被忽略，主要来自于以下两点原因。
其一，癔症男性很难进入分析，以至于临床上几乎无可直接观察的案例可参考，而只有在临床之外的人物形象上才可能看到其独特的结构性特征。
其二，癔症男性在症状呈现上有时接近于作为一种典型神经症的癔症，有时又往往有妄想等典型的精神病现象，因而要么容易被误认作癔症结构，要么被诊断为精神病结构。但无论如何，只要依循着神经症/精神病的分类逻辑对之进行诊断，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之于神经症和精神病的结构性差异。因此，有必要厘清癔症男性与神经症以及精神病之间的结构性差异。
具体来说，癔症男性由于性别位置的变动会呈现为以下两种差异。
第一种是如海兹曼一样，拒绝让自己成为女人，所以就想方设法让父亲成为女性，例如在艺术中付诸行动，这令他更接近于精神病。
另一种就是接受了自己在女人的位置，从而变得娘娘腔，而在症状呈现上更接近于神经症。
在精神病的维度上，癔症男性总是拥有一个全能的母亲和一个软弱的父亲。母性大他者不仅剥夺了父亲的阳具，还把自己的孩子当作其欲望的享乐工具。换言之，母亲把孩子当作阳具本身，而不是一个历经阉割而获得父性法则的拥有阳具的主体。因此，癔症男性无法充分获得来自父亲的阳具性意义。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父性功能的缺失让癔症男性与父之名直接遭到除权的精神病主体呈现出某种程度的一致性。然而需要澄清的是，精神病的父亲是一种完全的缺席，癔症男性的父亲则是一种缺失的在场。因而不能把癔症男性简单等同于精神病主体。
在神经症的维度上，癔症男性并不是像一个强迫症主体一样，去推动作为一个主人能指的父亲的死亡，而是以癔症症状的形式将压抑物返回，从而去认同父亲。例如，癔症男性虽嫉恨父亲，但总是借由压抑机制将恨转化为爱，从而像一个女人一样爱父亲。这是因为，癔症男性在面对大他者的欲望时向自身的欲望让步了。他不愿知晓主体的真相，面对阉割的威胁只能以一种退行的方式返回到症状当中。但从反面来说，主体的退行又在另一个层面上维系了部分的父性功能。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唐璜式的花花公子，他们总是需要寻求不同的女人来证明自己一息尚存的阳具功能，然而却无法如同一个真正的阳具男性一样对自己的欲望负责，因而总是在占有女性后又迅速将其抛弃。这种将女性放置到作为欲望之因的对象小a而非将其物化并推向死亡的立场让他在结构的层面上更接近癔症而非强迫症。
总之，决定癔症男性最终导向精神病还是神经症的位置的是其面对有缺陷的父性功能的不同姿态。如果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认同阉割，那么部分的父性功能就得以被注册进主体秩序当中，从而在症状的呈现上更接近于神经症；倘若面对父亲的阉割他采取了强烈的拒绝姿态，而返回到对母性大他者的过度认同当中，那么他就如同父之名遭到除权的精神病一样，具备了妄想发作的可能性。
四、癔症存在情境
癔症并非仅仅是一个古老且过时的女性病理症状，如果遵循着哲学人类学和现象精神病学的立场，它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内存于人格结构的普遍形式和一种在场的形式主义，从而考察其如何在主体间世界的时空场域中进行转换和表达。换言之，我们对癔症的理解就从对其病理成因的考察转变为对其生存感知的质询。如此一来，癔症就作为一种存在情境而被赋予了新的可能性。
（1）时间性
时间性是现象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范畴。胡塞尔强调的作为一种内时间意识的内在时间，以及以及法国现象精神病学先驱尤金·闵可夫斯基从柏格森的“绵延”（durée）概念发展而来的“生命时间”（letempsvécu），为精神病学的现象学研究划定了基本研究主题。在时间性问题上，首先应该区分作为科学和常识的时间以及作为绵延的时间。前者是一种物理性的、钟表上的那种可量度和分割的时间，是一种完全遵照固定速率行进的时间。后者则是一种纯粹流动的、不可分割的鲜活连续体，是一种从属于主体性的心理实体。对于作为一种人性存在的主体来说，正是这种绵延的生命时间构成了主体的内时间意识，是其将自身连接向世界，并将世界的形象内投进主观感知的重要媒介。
在拉康的临床结构观中，并不包含一个所谓的“正常人”范畴，而心理学意义上的“正常人”实际上是一种隶属于神经症结构的主体。由于无论神经症主体抑或精神病主体，实际上都是一种人性存在，因而对其时间性的考察也必然落到生命时间或绵延时间的范畴上。与精神病主体的生命时间完全断裂或扭曲不同，神经症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内时间感知的一致性。然而，由于生命时间的不可分割性和不可度量性，并不能就此认为神经症的生命时间是一种平均流动的心理实体。实际上，主体对生命意识感知的主观性也决定了生命时间是一种绵延不居的变化体。
作为神经症的最基本形式，癔症在时间性的范畴上最能体现出这种快速流动和不断生成的过程。癔症是一种极度擅于将生活事件“情境化”的主体，它拥有一整套完全自洽的信念，并在这些信念的基础上，将一系列孤立的事件联结成一个情境整体，最后借以想象界赋予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功能，建构起一个关于世界的稳定表征，完全地“投身于世”。在这一建构过程中，一旦旧的信念与现实情况发生冲突，癔症就不断通过认同和投射等心理机制去生成新的信念来替换掉既有的矛盾信念，从而在一个动态的层面上维系其关于整个世界的表征的相对稳定性。由于始终投身在这种动态稳定的情境化世界中，癔症主体的时间流动总体而言快速且顺畅，即便偶有挤压，也会很快会消弭在新兴制造的信念浪潮之中。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癔症主体的时间性和精神病结构下的躁狂症主体的时间性做一个区分。通常来说，躁狂症的时间感知也处在不断流动生成的过程中，但不同的是，躁狂症生成的是每一个提前到来的瞬时（instantané），是不可被整合进主体时间流的粉碎颗粒。用拉康的术语来说，躁狂症无法如癔症一般，借由想象界赋予主体结构一种连续性和一致性，而是滞留在大量的实在界残渣当中，其体验到的只能是一种破碎且断裂的时间感知。
我们可以在临床上看到癔症主体的这种时间性的呈现。通常来说，一次传统的精神分析会谈时长往往设置在45分钟左右。在这一框架下，癔症往往会在一次会谈中跳跃性地谈及不同主题，并且在会谈结束的时候仍然言犹未尽。在这种情形下，分析家和分析者都难以抓住话语的中心主旨，真理被掩盖在了大量的琐碎的自由联想的材料中。面对这一困境，拉康派往往采用弹性时间会谈的形式，在无意识刚刚显露的时刻突然中止此次会谈。这样一来，分析者就能够抓住无意识真相冒出的时刻，以便在走出分析室后展开真正的分析工作。
（2）身体性
身体性的维度是癔症临床特质的最典型体现。癔症在其最初始含义上指的就是那些无明显器质性病变而产生的极度夸大的情绪反应以及痉挛、抽搐、晕厥、感觉麻痹等躯体症状。即便往后随着精神病理学以及精神分析的发展，癔症的概念逐渐被前者改造为“分离转换型障碍”，被后者扩大为一种普遍的神经症结构，但对该范畴的临床描述中最典型的当属其“戏剧性”的特质，亦即情感和身体上的夸张化反应。法国精神分析学家Nasio认为癔症的身体症状学可被总结为生殖器官的抑制（包括早泄、阳痿、性冷淡、性厌恶等），以及非生殖器官却极度性化，感受到持续的性兴奋。这是对癔症身体性维度的戏剧性特质的精准表述。
这种戏剧性是建立在压抑-转换的基本心理机制的基础之上的。具体来说，癔症的欲望总是与大他者联系在一起，并且总是以否定的方式表达出来。因此，朝向他者的欲望就以压抑的方式进入无意识，再通过身体的层面上表达出来。由于作为一种心理能量的驱力总是以性化的方式呈现，对它的否定转换到身体层面上就表现为一种生殖器官的抑制和非生殖器官的性化。这样一来，我们就得以在临床上观察到诸多癔症性的身体症状：非器质性的性冷淡或性厌恶，或者非倒错性的恋物癖等。
从现象学的角度上来看，癔症对身体性的否定实际上是由于完全割裂了“我所是的身体”和“我所有的身体”之间的差别。换言之，身体（corps）成为了与存在绝对相异的肉身（chair）。通常来说，人的主体和自我从镜像阶段开始就已经得到区分。自我以身体作为媒介，装填着主体的存在。由于自我和主体的不对称性，主体也就成为了一个异化主体。而在癔症身上，这种相异性被延展到了极致，自我成为了一个完全被他者命名的空壳。因此，当癔症由于生活事件的变故而遭受到来自主体存在最深层的动荡时，就完全沦为了他者享乐的工具。这种指向他者的欲望急欲寻求被他者命名，而一旦遭到否认，就完全丧失了自我在世界上的立场，从而表现得极度夸张而近乎疯狂。从临床症候学的角度上来看，癔症夸张性的身体表达确实接近于精神病发作时的景象，但二者毕竟不同：精神病的发作是一种完全脱离现实的妄想，而癔症性的夸大则以现实为根基。然而现象学家Capelier指出，在这种危机制造的缝隙中装填的反而才是本真。癔症最终依附于其生存的直接性，在丧失的那一刻暂时连结向了自我。换言之，癔症在发作的那一刻如同精神病主体一般做出了反异化的尝试，从而得以触碰到了实在界。
（3）情感性
癔症在情感性的维度上主要表现为矛盾心绪（ambivalence）。矛盾心绪指的是在和同一个对象的关系中，同时存在相互对立的倾向、态度和感觉，特别是爱与恨。从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理论来看，矛盾心绪是婴儿从偏执分裂心态走向抑郁心态的必然阶段，他开始将对作为客体的母亲的非好即坏的判断逐渐整合为爱与恨并存的矛盾心态。这一转变意味着，婴儿在对客体关系的认知上打破了自我中心主义式的全能幻想，而开始能够以一种第三人称视角多角度地、客观地认知和评估自身与客体及外在世界的关系。这是一个独立主体形成的基本标志。
癔症并非主体性建构的失败，毋宁说是主体性发展矫枉过正的结果。因此，作为主体性建构的重要标志，矛盾心绪是癔症主体在情感性维度上的基本呈现。但与一般性的神经症主体不同，癔症的矛盾心绪并非对客体关系的客观化和整体化的认知，而是一系列尚未完全整合和内化进主体情感的相互拮抗的矛盾情绪的总和；但又不同于呈现出偏执和分裂样态的极化情绪（例如被爱妄想或迫害妄想）的精神病主体，癔症主体的心绪是多维度的、簇状的。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癔症主体在情感性上往往表现得夸张且善变，在欣喜若狂与勃然大怒之间可以无缝切换，对客体的爱与恨也往往只发生在一念之间。
在现象学家舍勒看来，爱和恨的情感交织实质上是源自于爱的本质无限性与爱的自然限制之间的矛盾。换言之，恨源自于爱的无限欲求得不到回应和满足：恨无时无处不是我们的心灵和性情对破坏爱的秩序的反抗。因此对舍勒来说，爱优先于恨，任何恨的行为都以一种爱的行为为奠基。也就是说，爱即是恨。当癔症对待客体的情感由爱转恨或者相反时，并不需要找到充足的理由，因为对癔症来说，爱和恨从本质上来说不过是一体两面，都是主体朝向大他者的欲望在情感性上的表征而已。
（4）主体间性
精神分析学家Nasio认为，癔症的这种主体间性特质主要表现为其在关系中总是寻求一种永不满足的自我。癔症总是不自觉地在与他人的情感关系中赋予一种无意识幻想的疾病逻辑。在这种幻想中，它扮演着一个不幸的受害者角色，因此始终对他人以及这段关系不满。它试图通过这种持续性的不满来减轻自身的焦虑。因为不满意味着它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因满足享乐而带来的危险。癔症总是将极致的享乐理解为一种因乱伦或死亡而带来的痛苦；而这种享乐的后果便是变得疯狂和存在的消散。因此可以说，正是这种对享乐的恐惧构成癔症的永不满足的自我的根源。
在现象学的立场上，癔症的这种不满足的自我表现为它通过视觉性和听觉性的渗透，去占据公共空间的全部位置。换言之，在主体间的公共场域中，癔症总是试图不断逾越主体间的界限，侵占他者的空间。对它而言，这种侵占的全部意义便是为了获得他者的认可，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够在主体间的场域中锚定住自身的存在位置。现象学家RojasUrrego强调相遇和在场的联系：它们共同存在，相互包含。对癔症来说，这种相遇正是一种展示的时机，是将自己的独特习惯、态度和风格呈现给世界，获得世界和他者的承认，并以此呈现出主体在场的绝佳机会。用拉康的话来说，主体的欲望是来自大他者的欲望。这样一来，主体性的建构就围绕着大他者的欲望进行，被大他者的话语所异化。而对于癔症来说，这种异化是更加彻底的，它始终致力于将大他者的欲望神圣化，并试图让自己成为一个特殊的客体，以能为大他者所欲望，并最终通过成为大他者的欲望对象来掌控大他者。这便是癔症的享乐（jouissance）之道，亦即，在一种主体间的欲望关系中，始终维系一个不断追求和索取的张力，因为这样一来，她就成功地占据了他者的客体小a的位置，成为了一个永远被欲望，且永远不满足的客体。
五、癔症的心理治疗
癔症的症状是功能性的，因此心理治疗占有重要的地位。心理治疗中，注意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给予适当的保证，忌讳过多讨论发病原因；检查及实验室检查尽快完成，只需进行必要的检查，以使医生确信无器质性损害为度。
（1）个别心理治疗
首先详细了解患者的个人发展史、个性特点、社会环境状况、家庭关系、重大生活事件，以热情、认真、负责的态度赢得患者的信任。让患者表达、疏泄内心的痛苦、积怨和愤懑。医生要耐心、严肃地听取，稍加诱导，和患者共同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法。
暗示治疗是治疗分离转换性障碍的经典方法，特别适用于那些急性发作而暗示性又较高的患者。暗示治疗的包括觉醒时暗示、催眠治疗、诱导疗法等。
（2）系统脱敏疗法
系统脱敏疗法是行为疗法之一。通过系统脱敏的方法，使那些原能诱使此病的精神因素逐渐失去诱发的作用，从而达到减少甚至预防复发的目的。
（3）分析性心理治疗
医生可采用精神分析技术或领悟疗法，探寻患者的无意识动机，引导患者认识到无意识动机对自身健康的影响，并加以消除。主要适用于分离性遗忘、分离性多重人格、分离性感觉和分离性运动障碍。
（4）家庭治疗
当患者的家庭关系因疾病受到影响，或治疗需要家庭成员的配合时，可采用此方法，用以改善患者的治疗环境。
丁俊贵
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