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时的母亲
一早，天空清朗，阳光暖人，不似往年清明节阴晦的天气。
下午时分，天上浮起一层薄雾，朦朦胧胧的，风渐渐硬了，凉了。心里吁了一口气，这才是清明应有的天气，这才是让人神情黯淡、心痛如割的天象。
年12月26日，妈妈永远离开了我们。悲痛中匆忙办了丧事，再去弟弟家中，独自坐在客厅里，恍惚间觉得妈妈还在一墙之隔的卧室床上静静躺着，偶尔会叫一声“马平”或者弟弟的名字“小华”。
母亲与我（左一）和哥哥
叫弟弟找来家里的老相册，我轻轻地一页一页翻看着。相册里有爸爸妈妈青年、中年和老年时的照片，有姥姥的照片，还有我们哥仨小时候的照片。日月如梭，往事如烟，转眼间我们也老了，哥哥年近古稀，我已六十有五，弟弟则几近花甲之龄了。看着一张张泛黄的黑白照片，想想过往的人生，不由得心如刀绞，泪如雨下。20多年前，爸爸73岁因病辞世。而今，妈妈以92岁高龄撒手人寰。
我用手机拍下了爸爸妈妈的照片，取下了我儿时和中学时期的照片，然后让弟弟将侄儿叫到跟前，郑重地嘱咐道：家里只有你一个男孩，这本相册你要保管好，传给后人。弟弟逐一指着相册中的长者，告诉儿子，这是你的……
悲痛中神思恍惚，想为妈妈写点儿什么却定不下心来。那就等等吧，待心情平复了心境安稳了再动笔。
我们哥仨陪母亲过年
谁知这一等就是三个多月。过了新年，过了春节，过了我的生日（孩儿的生日，是妈妈的苦日啊），期间，俄乌战事爆发，国内新冠疫情由散点发生而吉林、上海确诊病例相继骤增，辽宁疫情防控形势随即紧张起来。转眼间，清明节就到了。我告诉自己不能再拖了，必须给妈妈给哥们给自己一个交代了。
天前的早上，那天是星期天。弟弟突然打来电话（妈妈生活不能自理以后，我特别害怕接到弟弟的电话，尤其是晚上，总是担心妈妈是不是又有什么病痛了），说妈妈肚子鼓了一个大包，医院诊治。他再给朋友打个电话咨询一下，然后通知我。很快，弟弟又打来电话，要我马上过去。我急忙穿了衣服，匆匆下楼，打车赶过去。弟弟说，电梯狭窄，担架无法上楼，只能他背着妈妈下楼，医院。
弟弟下楼去地下车库提车，我和保姆陪着妈妈。
弟弟说，前一天他给妈妈洗了澡，晚饭也还正常。夜里妈妈叫着肚子疼，后来发现妈妈肚子鼓胀起来。今早妈妈吃不下东西，喂她一点水也吐了出来。此刻，瘦得不成样子的妈妈无助地仰卧在床上，闭着双眼，半张着嘴，呼吸粗重。
保姆周六休息，今早过来照顾妈妈。
她说，早上还挺清醒呢，我跟她说，大姨，你儿子这么孝顺，你能活一百岁！大姨笑了，说我能活一百岁？
十几分钟后吧，妈妈的呼吸不那么粗重了，渐渐没有了声息。
保姆说，可能是夜里折腾累了，这会儿大姨睡着了。
屋里突然静下来，我下意识地有几分不安和惶恐。但是又不敢说什么，怕说出来如果是真的自己无力无法承受。保姆似乎也有同感，望着我说，二哥，你叫叫大姨吧。
我俯下身子，凑近妈妈轻轻叫着：妈，妈！妈妈没有应答。
保姆摸了摸妈妈的手和心口，说还是热的。
我试了试妈妈的鼻息，微弱得几乎没有感觉。我又摸了摸妈妈的手和额头，感觉着妈妈的体温，心里稍稍安稳下来。我和保姆都觉得弟弟好像应该上楼了，嘀咕着怎么去了这么久？事后想来，那时我和保姆心里的不祥之感已经很强烈了。
弟弟终于回来了。保姆赶紧对他说，你看看大姨咋了？弟弟大声叫着：妈！妈！你可别吓唬我！弟弟已经带了哭腔。他用手试了妈妈的鼻息，又摸了妈妈的手腕和颈动脉，立刻号啕起来。
我劝弟弟冷静下来，需要找医生确认妈妈的状况。弟弟马上打了电话，正在小区另外一医院大夫很快赶了过来。大夫摸了妈妈的脉搏，看了妈妈的瞳孔，对我们说，老人已经走了。
经受了最初难以承受的巨大冲击，我和弟弟擦干泪水，强忍悲痛，开始张罗妈妈的后事。我们三兄弟不是囿于旧习俗之人，加之地方政府推行殡葬改革，妈妈的丧事便能简则简了。三天后，妈妈化作一抔骨灰，装殓入匣，暂且寄存，准备来年清明与父亲合葬。
最初的几夜，一直没有梦见妈妈。那天夜里，妈妈忽然进入梦中，居然是她中年的模样神态，亲切而慈祥。自此，每每夜半醒来，总是辗转反侧，不能安眠，心中暗自叹道：妈妈走了，我们兄弟是没娘的孩儿了！便不断忆起我所经历和知道的妈妈艰难坎坷的一生。
我对妈妈知之甚少。这世上没有我的时候，年幼不记事的时候，我不知道妈妈的经历尚且有情可原；记事后到长大成人，我只享受着母爱，却忽略了妈妈的经历；妈妈渐渐老了，我忙于自己的工作、生活，顾不上询问、了解妈妈的经历——现在想来，愧对妈妈，追悔莫及——你这不孝的儿子！
母亲（前排中）与西南革命大学同学
还是凭着妈妈生前只言片语的回忆，凭着我不甚清晰的记忆，记下妈妈坎坷艰难的一生吧。
妈妈是鄂北人，身世有些复杂。妈妈父亲一辈兄弟三人。妈妈的大伯读过书，做买卖或者做个小职员，日子过得殷实。二伯是我的亲姥爷，应该是个没有文化的粗人。三伯很少被老一辈人提及。大伯没有生养子女。二伯有6个儿女（后来听姥姥说，她生了10个孩子，其他4个都夭折了），好像沾染了什么恶习，生活打理得不好，家里日子十分艰难，于是将大女儿和二女儿（我的妈妈）过继给大伯。大伯、大伯母待大姨和妈妈很好，不过他们很早就过世了，在我们这一辈人的记忆里几乎没有什么留下什么印迹。
妈妈读过中学，在那个时代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年前后，妈妈住在湖北襄阳城里，经历了解放军攻打襄阳和樊城（史称襄樊战役）的炮火硝烟。直到晚年，妈妈还对襄阳城下枕藉的尸体和“打下襄阳，活捉康泽（国民党第十五靖绥区司令）”的口号记忆犹新。年，妈妈辗转至四川。重庆解放时，妈妈于游行欢庆的人群中遇到昔日的同学。不久，妈妈进入刘伯承任校长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结业后响应党支援东北工业建设的号召，踏上东行的列车，与一批热血青年奔赴东北。此时，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人才。妈妈先到中共东北局报到，继而分配到抚顺市委财贸部工作，其后与湖南大学毕业、正在抚顺市委工业部工作的父亲相识，相恋，结婚，这才有了哥哥、我和弟弟。
儿时的我
不知是不是我的罪过，我出生之后妈妈的厄运就开始了。父亲从市委工业部派到大伙房水库建设工地，负责工程机械管理，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科级干部。大伙房水库合龙蓄水后，父亲随工程建设队伍转战铁岭清河水库建设工地。此时是反右斗争后期了，耿直的父亲在向党“交心”材料中为爷爷的不公遭遇发了几句牢骚，因此被打成右派。其时，妈妈已从市委财贸部调至市百货公司工作，由于工作积极，成绩突出，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单位领导找妈妈谈话，要求她与父亲划清界线——离婚。经过痛苦的思考，妈妈拒绝了领导的要求。须知，那场影响了上百万人命运的反右扩大化运动，让多少家庭妻离子散！
母亲（后排左二）和同事（年）
随后是三年自然灾害，我和哥哥与父母一起吃糠咽菜，忍饥挨饿。父亲远在外地工作，姥姥从湖北老家赶来，帮助妈妈照料我们哥俩，操持日常家务。至今我还记得，我们一家老小三代四人半夜从副食店往家里搬运配给的大白菜，姥姥出去捋榆树叶、榆树钱走丢了……
接着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由于站错了队（加入了不被驻抚部队支持的群众组织），加之老家同学揭发妈妈中学时集体加入了“三青团”（国民党青年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妈妈惨遭批斗、示众和殴打。那时，我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除了玩耍和淘气，并不知道大人的世界里发生了什么。一天深夜，我忽然醒来，昏暗的灯光下，妈妈一边用酒精和尼古丁麻醉自己，一边啜泣着压低声音向姥姥诉说自己的遭遇。没有文化的姥姥，恐怕很难理解突然而至的人间悲剧。她用我半懂不懂的鄂北方言劝妈妈，为了孩子，为了丈夫，一定要挺住，坚持活下去。
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运动结束了，随着林彪一号令（其中有疏散城市干部职工内容，其实是将那些被打倒的干部统统赶到农村去）的传达，单位群众组织的头头儿开始动员、逼迫妈妈下乡。几次抗拒无效后，妈妈提出两个条件：一是送姥姥和年幼的弟弟回南方老家，二是父亲和我们一起下乡。很快，小姨从武汉赶来，接走了姥姥和弟弟。然后，群众组织的头头儿谎称父亲单位已经同意父亲下乡了。年7月，单位逼着妈妈办理了全家户口和粮食关系迁转手续，派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拉着我们娘仨和家里仅有的两只旅行箱，以及包袱里的被褥和几件旧衣服，纸盒箱里塞的锅碗瓢盆，颠簸了整整一天，将我们送到辽东山区一个小山沟——清原县南八家公社猴石沟大队第八生产队。
妈妈是下乡接受劳动改造的“五七”战士，带了工资下乡，家里人的户口和粮食关系转到公社，每月还可以在公社粮站购买定量供应的米面。只是猴石沟不通汽车，往返公社粮站需徒步三十多里山路。
父亲（前排右四）与大伙房水库工程局机械科同事（年2月）
妈妈要强，不肯说软话求人家照顾，坚持到公社和大队参加政治学习，在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
由于城乡学制的差异，下乡后的前半年我闲在家里，便跟着妈妈到生产队和社员一起劳动。秋季，割稻子，掰苞米，拔萝卜，起地瓜；春天，培育和栽插水稻秧苗。学会了这些农活儿，还和哥哥担负起家里挑水、做饭、打柴、种地等活计，锻炼了年少的我，为几年后下乡做知青做了准备。作为知青，几乎所有农活儿我都驾轻就熟，后来还做了青年点的炊事员。
不过，最辛苦的还是妈妈。妈妈戴着近视眼镜，从来没有干过农活，参加农事劳动之艰难可想而知。尤其到了冬季，辽东山区天寒地冻，气温经常在零下30度左右，最冷的几天可以达到零下40几度。妈妈穿一件列宁式棉衣，戴一顶布面狗皮帽子，系一条毛围脖，双手塞进厚厚的棉手闷子里，拄一根底端钉了铁钉的木棍，脚登一双笨重的棉胶鞋，一步一滑地走在没膝深的积雪里或者早春河道闪闪发光的冰面上。那天我陪妈妈去大队开会，回来时经过河道，妈妈几次在沿流冰上滑倒。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将妈妈从冰面上拉起来。那时，妈妈才四十几岁，沉重的生活负荷让她一下子苍老起来。
我家住在石头垒砌的茅草房里。这房子原来是生产队部，南面一间屋是队里的牲口草料棚，北面一间是后来的知青点。冬天，不仅门窗不严，连墙壁石头缝都呼呼地往里灌风。外屋灶间的水缸经常结了厚厚的冰，早晨起来洗漱，做饭，要先敲开冰面才能舀水。放在里屋北炕上的碗盘会冻在一起，吃饭前，需要放在炉子上烤了，才能一个一个分开来。
那时，父亲逢年过节才能回家与我们团聚。妈妈一人带着哥哥和我（后来，弟弟也从武汉回来了），在这个偏远闭塞的小山村生活了三年，其难言的艰难困苦和沉重的心理压力，恐怕不是年少的我所能体会的。
所幸，我们家终于回城了。我家先是在城北高尔山下的一间平房住了一年，那里的公共自来水和厕所都在室外，做饭、取暖要劈柴，烧煤。后来搬入浑河北岸商业局一间20平方米的楼房底层，妈妈和我们兄弟三人挤在一张双人床上。实在睡不下了，又在逼仄的屋里搭了一张窄窄的单人床。
那些年里，父母每月工资加起来不过一百三十几块钱。尽管家里经济拮据，生活并不宽裕，父母却一直贴补着大伯家哥哥、姐姐的学习和生活费用，承担着姥姥的生活费。
新婚不久的父亲和母亲
人们常说严父慈母，我们家却有些不同。父亲常年不在家里，每次回来只待三两天，父子间的陌生感尚未完全消除，父亲就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父亲思念妈妈，牵挂孩子，对我们自然疼爱有加。在我们眼里，相对于父亲，妈妈比较严厉，生气时责骂甚至动手也是有的。说起来，三个孩子里妈妈更疼爱我，也许是我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脊髓灰质炎），身体羸弱的缘故吧。至今我还记得妈妈生气和动手打我的情形：那时我还没有上小学，跟妈妈去一位大姨家中做客。妈妈买了一包点心作礼物。我缠着大姨，吃了两块点心。回家后，妈妈严厉地批评我，嘴馋，不懂礼貌。一次在乡下，我跟小伙伴去生产队的小水库游泳。妈妈听说那水库曾经淹死过人，抓起笤帚疙瘩狠狠地打了我的屁股。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妈妈退休了。但妈妈闲不下来，接受单位返聘，继续做她熟悉的百货商品物价工作，而且一干就是几年。
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不过，在妈妈眼里，不管我们多大也都还是她的孩子。说来惭愧，已近而立之年的我，还是没少让妈妈替我操心。那天，妈妈到工作单位找我。送妈妈出来，走到浑河岸边，妈妈面色凝重，语重心长，批评我处理家庭生活矛盾过于冲动，“你呀，太不懂事了！”云霭低垂，秋风乍起，妈妈额发凌乱，皱纹清晰，眼中隐隐噙着泪水。我心里很疼，不由想起少年时在猴石沟学校读书，师生参加农忙劳动，休息时有同学落入水库。事后，有人诬我见死不救（山里孩子几乎都不会水，而我在城里读小学时就学会游泳了），给我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和伤害。妈妈立即找到大队书记和学校校长，反复说明当时的情况，终于还儿子一个清白。
聊可欣慰的是，后来我在学校工作，教育教学取得了一些成绩；在林业部门任职，宣传林业法规、保护森林资源、大搞植树造林颇有建树；从事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担任文学期刊编辑、主编，于报刊发表了一些文字，出版了文集《与书为伴》。妈妈为我的点滴成绩而高兴，自豪，常常向他人夸耀自己的儿子。晚年的妈妈，坐在客厅沙发上，戴着眼镜，捧着我编辑的文学期刊或者作品集，大声朗读儿子的作品，让我看了听了感动不已。
世纪末的年7月，父亲因病辞世。此后20多年里，妈妈一直跟弟弟生活在一起。照料妈妈的生活起居，伺候晚年腿脚不便、神志渐渐不清，由半自理到不能自理最后卧床的妈妈，弟弟尽心竭力，付出很多辛苦。逢年过节和妈妈的生日，我和哥哥两家人聚到弟弟家里，看望和陪伴妈妈。后来妈妈腿脚无力，行走困难，失去生活自理能力。我们哥仨商量后，弟弟为妈妈请了保姆。
保姆每周休息一天，有时家里有事会请一两天假。弟弟是单位领导，有时需要值班；我工作繁忙，很难告假；只有哥哥退休了，不时过去打替班，买些肉类和青菜，给妈妈做点可口的。后来我也退休了，辞了原单位的挽留和一家企业的文案工作，可以有时间照顾陪伴妈妈了。有时弟弟值夜班，我会陪伴妈妈一天一夜。除了陪妈妈看电视，回忆往事（好多时候，妈妈的记忆是含混的错讹的），主要是陪妈妈吃中饭、晚饭和次日的早餐，照顾妈妈洗漱，帮助妈妈方便。早晨，扶着妈妈慢慢挪到洗漱间，妈妈仔细刷牙、洗脸，一丝不苟地梳头。我站在一旁，为妈妈挤牙膏，拧毛巾，帮她拣起落在肩头的一两根银发。晚上，端了温水，蹲在地上帮妈妈洗脚，再铺好被褥，扶妈妈躺下。妈妈会叮嘱我，你关好门窗，也早点儿睡吧。
十几岁的时候吧，我摆弄着妈妈的手，用自己的手和妈妈的手比大小。我的小手是红润细腻的，四十岁出头的妈妈，手背已满是皱褶了。我不知道那就是无情岁月和艰难人生留下的痕迹，更不知道妈妈有一天也会老迈，衰颓。
相濡以沫，晚年的父母
最后的岁月里，每次腿疼得厉害了，或者控制不住尿在裤子里，妈妈总会抱怨自己：我干嘛活这么大岁数？真是拖累你们了。每次伺候妈妈洗漱，吃饭，妈妈总会客气地说：谢谢，谢谢你啦！那时，心里是说不出的酸、苦和疼，眼里含着泪水，我说：妈，我是你的儿子啊！你怎么跟我还这么客气？心里还藏着一句没有说出的话——妈妈，我还能陪伴你几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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