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更加感动的是，即使沦陷在日寇铁蹄之下，郑先生仍然千方百计拼死抢救民族文献，其中就有今存上图的这部滂喜斋《金石录》。1943年8月7日，他化名“犀”(从“西谛”而来)致“蔚哥”(按，指蒋复璁)的隐语信中，就提到：“对此‘滂喜’物，我辈应如何珍视之乎？！与圣翁(按，指当时在上海的老学者、解放后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徐森玉)商谈久之，束手无策，相对长叹。今日之大藏家，南瞿外，便应数到‘滂喜’、‘宝礼’二潘矣。‘滂喜’如散失，诚不可补救之一大劫也。‘滂喜’物中之最精品，有……宋刻《金石录》(即所谓‘金石录十卷人家’之物，闻尚在滂喜)……此等物，皆国宝也……我辈日夜思维，无计可施，不得不恳兄向紫阳(按，指中英庚款董事会会长朱家骅)、颍川(按，指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二股东处极力设法，筹得此款，以便购入。明知处此情形之下，筹款必万分困难，十万之数，尤为巨大，然为保全国宝计，不能不有此迫切之呼吁。且缓不济急，不能不先就此间设法挪借，以期收购……已与此间开明书店略有接洽……”郑振铎并说明，如果得不到拨款，所有的损失都将由他承担。“为了此种‘国宝’的保存，弟等自愿负一切偿还之责，虽家无长物，但尚有破书十数架可以作抵也。”
二、招考范围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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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16日，本报率先报道了此事。6月18日，和平县纪委抽调8名工作人员组成专门的工作组，对事件进行调查。7月18日，和平县纪委对外公布了调查情况。